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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是“后福”進京的第六年。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環(huán)境中生存的野生中華鱘，她是北京海洋館的超級明星?；厮菟纳钍?，其苦難之多，有如一曲悲愴交響曲，而她的存在，延續(xù)著一個物種1.4億年的進化歷程。

中華鱘，以中華命名，必有不凡之處，它們是長江里的“水中國寶”。為了搶救這一瀕危物種，三代人，努力了40年。不過，后福家族至今仍處于生死存亡的邊緣，自2013年開始出現(xiàn)洄游產(chǎn)卵中斷后，2015年又中斷，2017-2020年連續(xù)中斷。作為長江中的旗艦物種，它仿佛在提醒人們，“長江病了，而且病得還不輕”。

今年起，長江流域“一江兩湖七河”十年全面禁漁，中華鱘會回來嗎？11月9日，30余位專家在長江邊啟動為期兩個半月的尋覓，對他們來說，保護中華鱘不僅僅是保護一條魚，也檢驗著長江生物多樣性和水生態(tài)保護的成效。

野生中華鱘“后福”在北京海洋館“療養(yǎng)”記者 吳鏑 攝

2007年4月22日，中華鱘“女王”被放歸長江

技術人員為“后福”進行藥浴殺菌，同時進行細致的身體檢查

“后福”從湖北荊州出發(fā)，乘坐特制的運輸車陸運北京海洋館

今年3月，3000余尾中華鱘、長江鱘在荊州放流長江 新華社發(fā)

危起偉團隊給中華鱘做B超

2021年長江中華鱘產(chǎn)卵場科考調查在宜昌市漁政碼頭正式啟動，危起偉等專家將進行為期兩個半月的科考，尋找中華鱘的魚卵

葛洲壩下的最后一尾白鱘

2021年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中華鱘研究所孵化魚苗48萬尾，創(chuàng)中華鱘全人工繁殖規(guī)模新高 新華社 發(fā)

“后福”奮斗史

在北京海洋館，有一尾叫“后福”的野生中華鱘，她體長3.5米，重達280公斤，形似鯊魚，背部有鎧甲，肚皮一片雪白，悠然地在池中游曳，姿態(tài)宛若女王。

周圍的20多尾鱘魚，都是她的“后輩”——人工養(yǎng)殖的子一代和子二代中華鱘。它們和后福不一樣，從出生起就是池魚，雖然有的已屆壯年，但沒有一尾比她更大，也沒有一尾像她那樣，見識過大江大海。

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環(huán)境中生存的野生中華鱘，后福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在海洋館的這6年，她有專門的飼養(yǎng)團隊，吃的是精心調配的“營養(yǎng)餐”，定制的“鱘魚漢堡”里還不時添加些“補品”；另有專家團隊定期為她體檢，及時評估健康，稍有不適，都要組織會診；作為館里的超級明星，她更是粉絲無數(shù)，孩子們點名要看這尾“資格比恐龍還老的魚”，要看從白堊紀繁衍至今的神奇動物。

但在北京海洋館館長楊道明眼中，后福是一個“悲壯”的存在：中華鱘一族雖然經(jīng)歷了一億四千萬年的滄海桑田，但在2010年已被列為“極危”物種。后福如同“最后一個武士”，不管命運有幾多坎坷，都在為族群的存亡，頑強地活著。

多年研究，讓科學家們大致復原了后福的生活史。她的野外生存，幾乎每天都在與危機較量，其生命力之強，令人感嘆，佩服。

后福誕生于古鱘類一個顯赫家族。1963年，我國著名的魚類專家伍獻文，在研究了長江鱘魚的生活習性后，首次在學術論文中，把有10塊背骨板的鱘魚冠名為“中華鱘”。他認為，這種鱘魚體型最大，有“長江魚王”的美稱；它們的生活習性也很奇特，在長江上游孕育，在東海、黃海和渤海成長，成年后又千里迢迢地“海歸”，到出生地尋根、產(chǎn)卵，最具“愛國精神”。

后福出生時，中華鱘已美名遠揚，成了鱘魚的中國代表。在全球現(xiàn)存的27種鱘魚中，中華鱘不僅生長最快、個體最大，它還是見證過山移海動、恐龍滅絕、人類崛起的“活化石”。

上世紀70年代，后福的媽媽懷著80多萬粒魚籽，尾隨著萬余尾成熟的兄弟姐妹，從大海出發(fā)，逆長江而上，歷經(jīng)3000公里，回到了“故鄉(xiāng)”——金沙江宜賓段的一片卵石灘，并在此繁衍生息。

綠豆大小的魚卵剛從媽媽肚子里傾瀉而下，銅魚、圓口銅魚、黃桑魚等魚類就展開一場盛宴，九成以上的魚卵成了天敵的腹中餐，僅有夾在石縫里的“寶貝”逃過一劫。

一周后，躲藏在石縫中的魚卵孵化了。剛剛出生的后福，依靠基因引導，向著光亮處前進，和千萬小魚苗一起奮力浮出水面，就像一朵朵“小水花”。

這些小水花，順著江水漂流到了長江石首江段。這里食物豐富、水流不急，后福與同伴們暫時休息，長到手掌那么長，又繼續(xù)順江而下，以每天6到8公里的速度奔向大海。第二年6月，后福終于到了上海崇明島附近，而同行的伙伴，歷經(jīng)大魚捕食和人類捕撈，已經(jīng)寥寥無幾。

又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咸淡水轉換，小后福勇敢地出海了。大海雖然遼闊，但傳承的記憶，引導她來到舟山海域，在這個魚蝦貝類大量聚集的漁場，她不斷地覓食，與海流拼斗，最終成長為體重300余公斤的水中蛟龍。

轉眼間，后福已經(jīng)15歲了，到了這個年齡，她便像著魔似地尋找著記憶中的長江口，踏上了艱險的洄游之路。

基因告訴她，這是一段艱難旅程，她要頂著巨大的水流，逆江而上，在深潭越冬，而且要在不吃不喝的情況下，完全依靠自己的體能，完成這項歷史使命。從出發(fā)到產(chǎn)卵結束返回海洋，整個生殖周期平均需要18個月，其間消耗掉大約35%的體重。

基因不能告訴她的是，人類已經(jīng)讓長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截流前，中華鱘的“產(chǎn)房”在長江上游，重慶至金沙江屏山之間的約600公里江段中，共16處。1981年截流以后，原有的產(chǎn)卵洄游通道被阻斷，直到1983年，人們才在壩下發(fā)現(xiàn)了兩個新的產(chǎn)卵場，面積僅為之前的1%。

中國水產(chǎn)科學院長江水產(chǎn)研究所（簡稱長江所）危起偉研究員告訴記者：“葛洲壩至廟咀這段長約4千米的江段，是目前為止唯一已知的中華鱘產(chǎn)卵場，也是中華鱘自然種群得以延續(xù)的希望所在。”

后福能找到這里嗎？能適應新環(huán)境嗎？是否曾在新的產(chǎn)卵場里生兒育女？誰也不清楚。還好，她沒有像有些姐妹那樣，因為無法找到去金沙江的路，而一頭撞死在葛洲壩上。

每隔兩三年，后福只要養(yǎng)足力氣，就會不顧一切地回到長江碰運氣。2013年，后福30多歲了，個頭長到了3.1米，已經(jīng)魚到中年，但她看到族群日漸衰微，不得不冒著高齡產(chǎn)婦的風險，義無反顧地再次與同伴逆江而上。

這次，能陪伴她的野生中華鱘只有不足100尾了。據(jù)研究人員估算，1970年代，中華鱘的繁殖群體數(shù)量在1萬尾左右，1980年代，約2000尾，1990年代約400尾，21世紀初則在200尾左右，2010年以后，資源量下降到不足百尾。

三峽工程蓄水后，后福們又遇到了新麻煩。水庫的滯溫作用，再加上全球氣候變暖的大環(huán)境，數(shù)據(jù)顯示，1980年至1983年、2002年至2005年、2013年中華鱘產(chǎn)卵期（10月至11月）的平均水溫分別為16.2℃、17.8℃和23.8℃。水溫陡然上升，導致穩(wěn)定了近20年的繁殖期向后推遲一個月。

科研人員發(fā)現(xiàn)，哪怕指標只是稍微浮動，這些敏感的魚媽媽都寧可“白跑”一趟，也不愿草草產(chǎn)卵。水溫太高，讓后福的性腺很難發(fā)育到V期，即便空有一肚子魚卵，她也沒法生產(chǎn)。

正當后福焦急地在大壩附近游動，不知道如何是好時，粗重的漁網(wǎng)將她緊緊裹住，她越是拼命掙扎，滾鉤就陷得越深，沉重的螺旋槳打來，她感覺力氣在身體內(nèi)快速的消散，意識慢慢地模糊……

后福放棄了，漸漸進入沉睡狀態(tài)，她唯一的不甘，是腹中的魚卵還沒產(chǎn)出。

“厚福”活著就好

2014年11月15日9時許，武漢漁政接到電話，有漁民誤捕了一條近700斤重的大魚，地點在武漢新洲，長江陽邏雙柳街江段。

長江所人員立即趕至現(xiàn)場，這條20年來發(fā)現(xiàn)的最大的中華鱘已經(jīng)翻了白肚，無法保持身體平衡，全身更是傷痕累累，鼻孔撕裂，頭部、唇部、鰓部和尾柄有多處傷口，還有一些是陳年舊傷。

多年的救助經(jīng)驗，讓長江所對這一緊急情況早有預案。經(jīng)過專門車輛6小時的長途運輸，后福于當晚10時抵達湖北荊州太湖中華鱘保育基地。

基地里，以危起偉為首的專家早已準備就緒，徹夜治療后，這條奄奄一息的大魚總算脫離危險。危起偉給它起名“后福”——“大難不死必有后福”，這也是他從事研究30余年來，第一次給鱘命名。

此后，經(jīng)過藥物治療、潛水護游、側翻糾正、人工造流和液氧增氧等不間斷的護理，一個多月后，后福終于基本恢復了健康。但是，她的性腺退化了，腹中的魚卵已經(jīng)重新轉化為能量逐漸消失。

讓人心痛的是，后福雖然撿回一條命，但她心里的傷口仍難愈合。小小的池子里，她漫無目的的向著一個方向游動，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更糟的是，她一直在絕食，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生存的欲望。

讓野生中華鱘在人工環(huán)境下開口攝食，可謂世界級難題。在中國，只有北京海洋館在長江所專家的指導下曾經(jīng)完成過這一任務，把后福送到北京，可謂最后一招。

2015年11月14日，北京海洋館派王彥鵬前往湖北荊州，與長江所共同轉運后福。后福從湖北荊州出發(fā)，千里跋涉，于11月16日抵達北京海洋館。

與此同時，在葛洲壩下那塊唯一的產(chǎn)卵場，已經(jīng)連續(xù)三年，找不到中華鱘產(chǎn)卵的跡象了。“沒有子嗣，物種滅絕只是時間問題。”危起偉憂心忡忡，希望后福能活下去，為這個物種帶來福氣。

但后福已經(jīng)沒有意志堅持了。即便有大量通過人工“保種”而長大的同類伙伴，有1400噸的水體，有4米水深的大池子，但她仍消極對待，不吃不喝。

為了迅速與后福建立關系，王彥鵬等飼養(yǎng)員，每天與后福一起漫游，常常在水下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但她就是不理不睬，對投喂的食物也視而不見。

為了保住她的命，飼養(yǎng)員們不得不采用灌食方式，將高能量的食物與藥物調配好后塞入后福口中。后福雖然被動，但對食物并沒有抵抗，就像一個慢慢等死的人，已經(jīng)不會有任何抗爭了。

慢慢地，后福發(fā)現(xiàn)，每天都有奇怪的生物在水中陪她，還會不時輕輕撫摸她的背，喂入口中東西也恢復了她的體力，她這才接納了新家。畢竟，這里沒有湍急的江水，沒有危險的海流，更沒有致命的漁鉤漁網(wǎng)。

2016年2月，后福終于主動開口進食了，專家和飼養(yǎng)員們都松了一口氣。他們相信，后福又重燃了對生命的熱望。

神奇的是，她的身體再度成長，隔年(2017年)，后福的性腺再次發(fā)育，到2018年，她的體重已經(jīng)從來的231公斤加到了280公斤。

在海洋館里生活了6年，后福快40歲了。王彥鵬說，這只是估算，因為“它太珍貴了，想讓它能好好活下去，所以沒有取它身上的材料鑒定年齡”。如果是在野外，由于殘酷的優(yōu)勝劣汰法則，她已經(jīng)接近生命極限。能在海洋館安享晚年，她可以活得更長一些，但用人類的年齡換算，她也是鱘魚家族中的老奶奶了。

6年來，專家們一直在苦苦地為她找尋著同伴，從2017年到2021年，動用了所有可能手段，包括聲吶探測、食卵魚解剖、江底采卵、水下視頻等，但那綠豆大的黑色魚卵卻再難尋獲。而2020年洄游到長江的中華鱘，據(jù)測算只有13只。

沒了魚卵，也就沒有了新生命。危起偉說，“這意味著未來最小的中華鱘可能就是2016年出生的。按照最保守估計，這批2016年的中華鱘最大能活40歲，也就是再過35年，野生種群將宣告滅絕。”

“有人認為，中華鱘畢竟是和恐龍同個時期的物種，對于人類近些年的活動，它應該是有適應能力的。然而事實上，他們的估計過于樂觀了。”歷經(jīng)三十余年的努力，卻眼睜睜地看著這一上古遺孑走到如此境地，危起偉既不甘心，也不死心，“畢竟，在我們這一代人手里滅絕，實在說不過去”。

不過，不得不承認的是，隨著自然種群的急劇衰退，隨著國家禁止科研捕撈，后福很可能是最后一尾與人類如此親近的野生中華鱘了。

如今，“后福”已經(jīng)改名“厚福”，人們希望它福澤深厚，健康快樂地活著，只要活著就好。

“女王”的禍福

比起長江中的其他大型魚類，中華鱘仍是幸運的。

他們的命運雖然被葛洲壩改變，但對這一物種的關注和大力研究也始于葛洲壩。至今，還有部分水電行業(yè)人員和魚類學家認為，葛洲壩救魚是中國水電工程生態(tài)保護的“標桿”或“樣板”。

建壩之始，就有關于“救魚”問題的爭論，那場延續(xù)了十多年的爭論最終把白鱘、長江鱘和四大家魚、銅魚等排除在救護對象之外，只針對被認為受影響最大的中華鱘提出了一系列保護建議。

當時有兩種方向：一種是建議修魚道，讓魚能夠穿過大壩到上游去繁殖；另一種是采取禁捕、人工繁殖、放流以保證物種的延續(xù)。最后采取了后一種方法，主要是這種辦法當時的蘇聯(lián)搞過，很有成效。

建壩后，讓人們始料未及的是，中華鱘竟以一種慘烈的方式抗議。1982年1月，葛洲壩截流后的第二年，原水產(chǎn)總局接到報告：中華鱘因上溯產(chǎn)卵繁殖的本能，撞于大壩造成死傷的數(shù)量很多，一位在宜昌蹲點的“一機部”人士說：真是遭罪呀，得想想辦法搶救中華鱘。

之后，在葛洲壩工程之下，設立了中華鱘研究所，作為水利工程對中華鱘的一個公益性的補償，主要是搞人工繁殖放流。

黃真理在國務院三峽辦工作多年，曾參與組織協(xié)調三峽工程相關的生態(tài)與環(huán)境保護工作，他認為，“圍繞葛洲壩救魚，長江所和中華鱘研究所等相關科研機構開展了大量工作，包括放流700萬尾以上；全人工繁殖技術取得突破，中華鱘‘保種’成功；建立了自然保護區(qū)，加強漁政管理；取得了一批獲獎研究成果，造就了一批人才；凡此等等，成績斐然，可以說葛洲壩救魚是有成效的。但葛洲壩救魚的‘初心’和目標，應該是維持中華鱘的野生種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葛洲壩救魚又是失敗的。”

2003年，三峽工程蓄水。此前，中華鱘每年產(chǎn)卵兩批次，而此后，產(chǎn)卵次數(shù)減為一次，產(chǎn)卵時間也向后推遲了一個月，產(chǎn)卵數(shù)量同時也在逐漸減少。

2006年秋冬季節(jié)，葛洲壩為了擴大通航能力又實施了一項工程——在江中修建一道縱向的壩體——江心堤，這道堤壩壓住了中華鱘僅存的兩處產(chǎn)卵場中的一個。同時，江下槽開挖取淺灘卵石，又破壞了中華鱘唯二的另一個產(chǎn)卵區(qū)。

那年，從10月12日起一直到10月底，漁民像梳頭一樣在江里上下穿梭往來了近20天，仍見不到一條中華鱘的蹤影。

研究中華鱘的專家們知道：紅色警告已經(jīng)亮起，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然而，大眾對中華鱘的危機仍毫無知覺，“女王”的出現(xiàn)，剛好敲響了警鐘。

“女王”是2005年早春，因為受傷而擱淺于江灘邊的。她身長3.4米、體重近700斤，已經(jīng)身懷六甲。

科研人員將其捕撈上岸后，運回湖北荊州基地，費盡心機地進行人工催產(chǎn)。一個星期后，她順利排卵，黑色的魚子自產(chǎn)道噴薄而出，傾瀉如注，足足接滿28個臉盆，有100多萬粒之多！

當時的人工增殖技術仍需要依賴野生親魚取卵，取卵之后，親魚的生命往往就此結束。在她之前，已經(jīng)有很多魚在人工產(chǎn)卵后死去了，或者為了得到精子而必須赴死，以人的觀點看，他們算是為種族延續(xù)而犧牲了。

不過，這條大魚的運氣格外好，一條被媒體稱為“中華鱘女皇”的大魚死了，她接替“女皇”進京，住進了北京海洋館用鯊魚館改造的“月子房”，成了社會關注的寵兒、大眾的明星，也有了“女王”的名號。

5月底，絕食數(shù)月，暴瘦160斤的女王終于放下架子，開口吃了幾條活鯽魚。“我們高興壞了，逢人便講。”楊道明說，這意味著人工繁殖走出了“為保種而犧牲”的困局。

如何讓她再一次產(chǎn)卵，又成了困擾專家們的下一個難題。2007年4月22日，已經(jīng)長到451公斤的女王和一尾160公斤的野生雄魚一起放歸長江，人們期待它們能子孫滿堂，挽救整個中華鱘家族。

這種特殊的使命，讓人們對女王的放流格外重視。放歸當日，千人相送，各大媒體紛紛進行了報道。

為了取得理想的實驗效果，工作人員在女王身上安裝了聲吶裝置，從葛洲壩到長江口，布設了15個固定監(jiān)測站，同時還準備了兩艘快艇移動追蹤。

女王的信號時斷時續(xù)，最終入海。更令人激動的是，2008年，她又從大海成功洄游了。“當脈沖信號在江陰段被截獲時，我們非常興奮，信號先后經(jīng)過南京、銅陵、九江、武漢等監(jiān)測站，卻在大壩下消失了。”

同年10月14日，“女王”抵達葛洲壩下數(shù)天后，被漁民捕殺。“宜昌派出所抓到一伙魚販子，一共殺了11條中華鱘，11條啊，我們的魚就在里頭。”危起偉難掩傷感，長江所超聲波標志的中華鱘親魚，有3尾入海后回到長江繁殖，均被誤捕后致死。

2007年標記跟蹤的“MZ0713”，是體長2.6米的雄性中華鱘，“我們記錄了它完整的生活史，從江河到大海，一共707天，2009年洄游時我們一路追蹤。信號過了銅陵，快到岳陽就失去了。”幾天后，岳陽江段傳來消息，一條中華鱘被漁網(wǎng)纏住死亡，正是MZ0713。

另一條被植入標志牌的中華鱘，于2014年11月25日出現(xiàn)在葛洲壩大江電站9號泄洪口，“腦袋都被打碎了，尾巴被扯掉半截，身上骨板多處受傷……”

“太糟心了。”危起偉說，中華鱘成熟緩慢，雄性最早8齡成熟，雌性最早14齡成熟，一生僅溯洄四五次，每次“回家”都九死一生。沿江灘涂濕地被大量的人工建筑物占用，從葛洲壩到長江口，“一路上很難找到歇腳的地方”，密集的船舶造成超過半數(shù)的中華鱘被撞傷，污染的加劇使長江口的幼鱘出現(xiàn)肝癌病變，而“遇難”和誤捕依然較常見。

正是有了這些前車之鑒，后福被留下來。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再次受到傷害或者死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保護好這一尾野生親本，用作科學研究。

《中華鱘拯救行動計劃（2015-2030年）》當中，極為精煉地概括了“中華鱘產(chǎn)卵頻率降低、洄游種群數(shù)量持續(xù)減少、自然種群急劇衰退”的原因：水工建設、航運、捕撈、環(huán)境污染等各種人類活動的影響不斷加劇，中華鱘資源持續(xù)下降。

“淇淇”與白鱘

提起后福，人們還常常想起另一位“長江女神”——淇淇。

1980年1月，一頭受傷的雄性白鱀豚在城陵磯附近被漁民捕獲，并運往武漢進行人工飼養(yǎng)，幸而恢復健康，冠名“淇淇”。

通過媒體的報道，白鱀豚的珍稀性被公眾所知，其形體優(yōu)雅、大腦發(fā)達、聲吶系統(tǒng)靈敏，“具有超過大熊貓的科研價值，觀賞價值也很高”。郵電部當年發(fā)行了兩枚白鱀豚特種郵票，“水中大熊貓”的稱呼開始流傳，其預知風雨的能力，使它有了“長江女神”的美名。

2002年7月15日，人工養(yǎng)殖了22年的淇淇被發(fā)現(xiàn)沉睡于水底，死時體長2.07米、重98.5公斤，約25歲，是世界上存活時間最長的4頭淡水鯨類動物之一。

它在存活期間享受了大熊貓一般的尊榮，護理費用在2001年就達80萬元，平均每天2100多元；它“去世”的消息被國家通訊社加以報道，養(yǎng)護它的科研機構收到了大量的唁電唁函。

但淇淇一直是孤獨的，多年來，為其尋求配偶的努力沒有成功，其精子未能保存，繁殖研究被迫終結。兩年后8月的一天，有人在南京的江灘上發(fā)現(xiàn)了一具白鱀豚的尸體。后來的調查表明，那是這個物種最后一次出現(xiàn)在人類的視野中。

2006年11月，中國和瑞士發(fā)起了針對白鱀豚和長江江豚的聯(lián)合科考。翌年，考察報告發(fā)表于《生物學快報》，結論是白鱀豚滅絕了。

不過，希望它存在的念想依然強烈，民間仍沒有放棄找尋的努力。2018年4月，世界自然保護聯(lián)盟再次提議將其定為野外滅絕，但是，“在中科院水生所鯨類保護生物學科組組長王丁等專家和許許多多志愿者的努力下，提議未獲通過”。當年11月更新的名錄里，仍然列為“極危”等級。

白鱀豚的結局讓人們“吸取了教訓”：一定要保護好長江中剩下的最后一種鯨豚類動物——長江江豚。與性情“高冷”的白鱀豚相比，江豚愿意與人親近，也被稱為“水中精靈”和“微笑天使”。

然而，根據(jù)2006年到2012年的持續(xù)調查，專家判斷，如果不實施有力保護，長江江豚也將在15年內(nèi)走向滅絕，為此呼吁人工“保種”。不過，即便把“長江江豚拯救計劃”寫進了2017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江豚至今仍未實現(xiàn)全人工繁殖，“保種”形勢依然嚴峻。

在系統(tǒng)性惡化的環(huán)境中，“最后的拯救”往往是徒勞的。

2019年12月23日，國際期刊《Sci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在線發(fā)表了推斷白鱘滅絕的論文。作為那篇論文的通訊作者和指導老師，危起偉知道這是一顆炸彈。

隨后幾天，他果然被蜂擁而至的電話淹沒，有時深夜12點還在接受采訪。不過，記者們大多沒聽說過這一物種，甚至連一些權威媒體在報道時，也將白鱘的照片錯放成了匙吻鱘。

從化石記錄上看，白鱘比中華鱘還要古老，它曾出現(xiàn)在《詩經(jīng)》里，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們在長江也不罕見。白鱘因為有著長長的鼻子而稱為“象魚”，與俗稱“臘子”的中華鱘和喚作“黃排”的胭脂魚一道，被現(xiàn)代四川漁民形容為“千斤臘子萬斤象，黃排大得不像樣”。

2002年12月11日，有漁民在南京下關江段意外捕到一條傷痕累累的白鱘，農(nóng)業(yè)部下令不惜代價搶救，南京市還專門召開了“國寶白鱘搶救新聞通報會”，但它于人工養(yǎng)殖29天后，撞進水池管道夾縫中死亡。

半個月后，四川宜賓南溪縣，一條3米多長的白鱘撞進漁民的大網(wǎng)受傷，隨后，包括危起偉在內(nèi)的專家趕到現(xiàn)場救治。

這條魚的傷勢并不特別嚴重，專家們曾考慮過，是否將其留下作為科研使用，但白鱘“健泳、兇猛、饕餮”，又有撞死的先例，只得給它裝上了追蹤器，放流長江。

當時，長江所在長江上游還沒有科考船，危起偉使用的是漁業(yè)部門提供的小快艇，在追蹤的第四天夜里，快艇在迷霧中觸礁，而次日就是除夕，因此過了兩天，快艇才修好。但等到快艇重返江面時，這條白鱘已沒入茫茫江水。專家組在長江上游至上海來來回回搜尋了8年，再也沒有接到過它的信號。

連危起偉都沒想到，這是人類最后一次接觸白鱘。幾年后，在重新分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那些目擊事件時，他才明確地意識到，白鱘在1993年就已功能性滅絕了，即永久失去繁殖能力，未來必然滅絕。

“等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去了解和幫助它時，它卻再沒有出現(xiàn)了。”從2006年開始，為白鱘準備的救護船就在長江上漂蕩，一個完整的應急體系也時刻保持運轉，但白鱘再沒出現(xiàn)過，人類失去了挽救這一物種的最后時機。

危起偉等人在論證中寫道：可以肯定地宣布長江白鱘已經(jīng)滅絕，時間大約在2005年，最遲不晚于2010年。但在荊州太湖基地，看著白鱘標本，他仍不舍微茫的希望，只說：“這么雄健美麗，這么有靈性的動物，說不定藏在哪里了，現(xiàn)在我們研發(fā)的鱘魚借腹生子技術，只要再有一條活體，我們就有可能恢復一群白鱘。”

“初聞即是永別”，媒體給白鱘滅絕起了一個令人心酸的標題。

“長江病了”

“1988年被列為一級保護動物的白鱀豚、白鱘、中華鱘、長江鱘，如今只剩其二，中華鱘與長江鱘則極度瀕危。這不僅僅是魚殤，更是河海之殤。中華鱘的存亡，是長江以及近海生態(tài)系統(tǒng)狀況的重要指標。”危起偉說。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江海溯游的大型魚類，中華鱘由海入江，帶來了海里的物質，其中約有35%消耗于長江，20%是卵，15%是消耗脂肪后的排泄物。這些稀有的海洋物質，將有益溯游江段的生物多樣性。

過去，長江是淡水漁業(yè)的搖籃，水產(chǎn)種質資源的寶庫，1954年的捕撈量近43萬噸?，F(xiàn)在長江里的魚還有多少？用漁老大的話說，“從70、80年代的一網(wǎng)下去，船都承不起，到現(xiàn)在的一天出去到江上，撈不到10斤，可能連油費都搞不回來。”

魚少了，種類也少了。從2017年持續(xù)至今的“長江漁業(yè)資源與環(huán)境調查”結果表明，長江流域歷史上曾經(jīng)分布著442種魚類，其中特有魚類186種，但此次調查未發(fā)現(xiàn)的有124種，占近29%；未發(fā)現(xiàn)的特有魚類達83種，占原來特有魚類種數(shù)的44.6%。

“長江三鮮”（刀魚、鰣魚、河豚）中，鰣魚自1994年就沒有被捕獲的信息，野生的河豚到21世紀初已很難看到，刀魚已難以形成魚汛。“四大家魚”（青、草、鰱、鳙）的捕撈量從30多萬噸降到1萬多噸。

從知名不知名的稀有物種到常見的經(jīng)濟魚類，長江“無魚”日久。

與此同時，長江從過去的“孤帆遠影”，變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黃金水道”。這條黃金水道還串聯(lián)起世界上最長、也可能是最為壯觀的工業(yè)走廊和城市走廊。高密度，代表著高度繁榮，也會讓作為生命之河的長江感到窒息或疲憊。

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件：2008年，長江宜昌中華鱘自然保護區(qū)（省級）由原來的80公里變?yōu)榱?0公里，核心區(qū)由50公里縮短為現(xiàn)在20公里。

縮短的這幾十公里主要是在宜昌猇亭。當時，宜昌市正在建立猇亭臨江工業(yè)園區(qū)。保護區(qū)面積縮小后，一些工廠就處于保護區(qū)外，便于審批。

危起偉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專家咨詢會實際是“專家同意會”。幾家科研單位起初都不同意，但無可奈何，包括院士，最終同意了縮減保護區(qū)面積。

時任宜昌市委書記郭有明已于2014年被立案調查，但造成危害已無法挽回。2018年，經(jīng)過多方努力，50公里的保護區(qū)延長了10公里，但也僅限于此了。

無數(shù)種力量構成了無數(shù)種威脅，這些威脅又相互疊加，甚至形成乘數(shù)效應。進入21世紀，長江這一地球上的第三大河，作為一個巨型生態(tài)系統(tǒng)，已經(jīng)瀕臨崩潰。

“長江病了，而且病得還不輕！長江生物完整性指數(shù)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 2018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長江經(jīng)濟帶發(fā)展座談會時強調，堅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fā)，把修復長江生態(tài)環(huán)境擺在壓倒性位置。

伴隨著“共抓大保護”認識的提升，長江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的新政頻出。

曾經(jīng)“化工圍江”的宜昌市，如今騰出近千米岸線，江邊垂柳依依。

今年7月30日通車的宜昌伍家崗長江大橋，位于葛洲壩下游15公里，在中華鱘自然保護區(qū)的緩沖區(qū)內(nèi)。為了使中華鱘洄游不受影響，大橋最終采取了主跨一跨過江的方案，不在水中建橋墩，為此多耗資1億元。

長江口，是中華鱘的“幼兒園”。為了保護小魚苗們，2020年6月，上海專門為中華鱘立了一部保護法，這在地方立法史上尚屬首次，開創(chuàng)了國內(nèi)為特有物種立法的先河。

上海市人大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村委主任委員孫雷在接受《方圓》雜志采訪時說，從最初的猶豫，幾方博弈，到最終達成共識，付諸表決，中華鱘立法歷時兩年多。“其中的過程可謂一波三折，眼看著這部條例要黃了，又被一次次救活了。”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fā)，加速了這部法的進程，大家清醒認識到，人與動物應該和諧相處，立法保護中華鱘正當其時。

作為中國第一部流域法、特別法，《長江保護法》于2020年12月審議通過，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長江流域的保護又上了一個新臺階。

十年禁漁

為了挽救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今年1月1日起，長江流域“一江兩湖七河”等重點水域正式開始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11.1萬艘漁船拆解、23.1萬漁民退捕上岸，“人退魚進”的歷史轉折開始了。

對于這一政策，危起偉期待已久。在兩次漁民捕撈調查中，他發(fā)現(xiàn)，長江的實際捕撈量和真正的傳統(tǒng)漁民已經(jīng)非常少，“人們吃的魚，絕大多數(shù)都是人工養(yǎng)殖；而隨著年齡的增長，老一輩傳統(tǒng)漁民已經(jīng)逐步‘退休’，‘漁二代’的捕撈技術和捕撈意愿與父輩已不可同日而語；同時，非法捕撈、騙取柴油補貼等行為屢禁不止”。

十年禁漁后，長江會好嗎？中華鱘會好嗎？

“在全面禁漁之前，部分保護區(qū)已經(jīng)先行禁捕。很多短生命周期的魚，比如‘長江三鮮’之一的刀鱭，種群數(shù)量明顯上升，這證明禁漁的效果已經(jīng)開始顯現(xiàn)。不過，禁漁只是一個‘搶救方式’；十年，對于長江大保護來說，也只是序章。”

“對中華鱘來說，這恐怕就是最后的機會了。”危起偉希望，利用十年禁漁期，讓已有的3000余尾中華鱘子一代充分發(fā)揮其繁殖效能，實施規(guī)?；鲋撤帕鳌?ldquo;唯有這樣，中華鱘自然種群在10年至15年后才可能恢復！”

由于全人工繁育大功告成，在很多人心中，有了大量人工子嗣的中華鱘已經(jīng)安全了，甚至還有一種聲音，擔心放流的數(shù)量太多了。其實，根據(jù)專家評估，40年來雖然放流中華鱘700萬尾以上，但對野外種群的補充“收效甚微”。

危起偉分析說，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放流的是還沒有開口攝食的小魚，這些“小水花”難以成活，是無效放流。40年來，真正“有效”的放流群體，是137.21萬尾已經(jīng)越過了死亡高峰期的稚魚和幼魚。

這樣算下來，每年放流量實際平均不到4萬尾，最多的一年，不過放流了10萬尾，較國外同類放流規(guī)格數(shù)量上差了十倍甚至百倍。

一個可以用來借鑒的例子是，從1961年到1991年蘇聯(lián)解體之前，蘇聯(lián)在伏爾加河等河流放流人工繁殖的三大主要鱘魚(俄羅斯鱘、閃光鱘和歐洲鰉子代)，每年放流數(shù)量都在百萬尾至千萬尾數(shù)量級。后來，他們在恢復這些魚類自然繁殖方面取得了成功。

根據(jù)現(xiàn)有數(shù)據(jù)，放流幼魚的成活率不足3%，再以需要補充的數(shù)量倒推，一年至少應放流300萬尾。然而，養(yǎng)一條親魚一年需要一萬元，養(yǎng)一條巴掌大的小魚也要十元，放流300萬尾，意味著每年千萬元的龐大支出，沒有國家級別的中華鱘增殖放流和資源修復計劃，單靠企業(yè)和科研單位很難負擔。

“數(shù)量越大，希望越多。”10月底，記者在荊州太湖基地的中華鱘繁育車間看到，整齊排列的大水缸正在進行水循環(huán)增氧，密密麻麻如同蝌蚪一樣的中華鱘幼魚在直徑約2米的大水缸內(nèi)自由歡快游弋。

連日來，在荊州基地內(nèi)，兩批約30萬枚人工受精卵孵化成功。11月，隸屬三峽集團的中華鱘研究所也傳來喜訊，今年孵化魚苗48萬尾，創(chuàng)全人工繁殖規(guī)模新高。不過，這兩個數(shù)字相加，依然與300萬尾相去甚遠。大多數(shù)專家持悲觀態(tài)度：“人工干預力保中華鱘自然種群延續(xù)的希望幾近破滅”。

“中華鱘仍然處于困境，需要關心，需要投入。”危起偉急切地說道，“不能等啊，中華鱘會老、會死，再過十年，3000余尾中華鱘子一代就被熬死了。”

以現(xiàn)在的技術，即便一切無可挽回，后人仍能見到中華鱘。不過，如果真的喪失了野外種群，人工種群也會隨之退化。

自然環(huán)境下，成年中華鱘雌性應該在500斤以上，才有足夠能量完成遷徙和繁殖。但長江所的700條年齡在13-23歲中華鱘子一代里，只有兩條達到了400斤，其余的體重都停留在了200斤甚至以下。

“對江海洄游的魚來說，這個池子還是小了。”危起偉理想中的養(yǎng)魚場，在三峽庫區(qū)和舟山群島，不過這種“陸—海—陸”的人工繁殖模式，需要巨大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尚未實現(xiàn)。

“救魚，也是救人。”他總忘不了一位老漁民在金沙江畔講給他的傳說：古時，江邊山寨人家窮得揭不開鍋，有一年，這里來頭大鰉魚（中華鱘的古稱），看到竹排上有一個即將水葬的女孩，氣若游絲……大鰉魚得知女孩是餓死的后，就一頭撞在猙獰的怪石上，鮮血染紅了江水。這頭大鰉魚，讓山寨人足足吃了18天。

借著這份“初心”，他想為魚兒們多爭取一些事：有一天，長江中游與上游能重新連通，中華鱘可以榮歸故里；宜昌至武漢的新航道得以實施和運行，魚與船分道而行；長江建立國家公園，讓中華鱘真正起到長江水生生物傘護種的作用……

真到那一天，也許，中華鱘又會成群結隊地回來了。

（原標題：江海待鱘歸）

來源：北京日報